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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三角城城址
2017年8月，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在面世36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金昌，这批文物的回归，对金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做为金昌百年难遇的文化盛事亲历者，我有责任将其中的艰辛和努力记录下来，告诉每一位金昌人。
馆藏文物匮乏：金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瓶颈”
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金昌地区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金昌先民就在金川河流域远古文明。5000年之久的文明史，2200多年的建县历史，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资源，成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百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金昌文物博物馆事业长期滞后。进入21世纪初期，全市仅有一座县级博物馆，社会影响力有限，与“全国文明城市”的地位很不相称。文化界人士提议兴建博物馆，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赞同。
正当此时，国内博物馆事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2008年，中宣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国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简单说，就是博物馆不再向观众收取门票了，经济损失由国家每年给予补助。这项文化惠民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各地兴建博物馆的积极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昌市博物馆、金川区博物馆于2011、2012年相继建成开馆，赶上了这个好政策，保障了博物馆的基本运行。
馆舍、展厅有了，但是文物藏品匮乏，一直是制约市、区博物馆发展壮大的“瓶颈”问题。金昌市博物馆成立初期，馆藏文物来源于市文物工作队（与市文化出版局文物科合署办公）多年来的考古发掘、社会征集，数量、质量均不足以支撑一座市级博物馆。金川区博物馆馆藏文物，主要来源于民间收藏爱好者捐献，数量有限。怎样解决馆藏文物增量难题，市、区博物馆的同志们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投向了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
金川三角城遗址：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宝库
金川三角城遗址，位于金川区双湾镇三角城村。这一带毗邻古老的金川河，在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五、六百年时间里，是北方游牧民族（月支或者是乌孙）生活的家园。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在这一带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00多座，以及城址、窖穴、祭祀坑等文化遗存，出土石器、玉器、陶器、木器、青铜器、金器、铁器、骨角器、毛麻织品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成为甘肃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宝库。1981年考古发掘结束之后，这批文物被运抵兰州，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研究，这一别就是30多年。
2010年7月，金昌市博物馆筹建处成立，筹建工作全面展开。当时，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整理，金川三角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公开出版已9年之久了。按照文物考古规定，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之后，出土文物应当移交相关博物馆收藏，发挥展示宣传作用。当时，由于金昌市没有博物馆，因此这批文物长期存放于省考古所文物库房，无缘与世人见面。金昌市、区博物馆成立后，具备了收藏展示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的条件。沙井文化是金昌地区唯一具有全国影响的历史文化品牌，如果这批文物能够划拨给金昌收藏展示，必将极大地推动市、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发掘报告（封面）
2011年8月，市文化出版局向甘肃省文物局送呈了《关于申请划拨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的报告》，标志着文物划拨工作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金川区文物行政部门一方面筹措资金，实施金川三角城遗址保护围栏工程，举办沙井文化学术研讨会，树立地方文化品牌；另一方面，积极向金川区委、区政府汇报，向省文物局表态做好金川三角城遗址保护利用的信心和决心，为推动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划拨，多方奔走呼吁。
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划拨，酝酿过程一波三折。当时，正赶上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清点、拍照、登记等移交数据采集工作，只能随后进行。紧接着，敦煌佛爷庙湾出土文物急需划拨，涉及到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筹备大事，我们金昌文物划拨事宜，只能再次让位。
2014年6月，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一行视察金昌市博物馆新馆建设工地。望着这座宏伟壮观的博物馆建筑，马玉萍局长当众表态：“加快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划拨进程，全力支持金昌博物馆事业发展！”
2016年3月22日，甘肃省文物局印发《关于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移交方案的批复》，标志着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划拨，大局已定。但是，具体如何分配呢？各方意见分歧较大。省、市、区相关文博单位站在各自利益角度，都想多分配一些，体现了地方文物工作者守土有责的使命担当，引为趣事。
经省文物局多次协调，两次调整分配方案，压缩省直文博单位留存数量，最大限度地将文物划拨到出土地基层博物馆，体现了甘肃省文物局对金昌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关怀和支持。
文物“回家”：金昌百年难遇的文化盛事
2017年7月17日，甘肃省文物局印发《关于做好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移交接收工作的通知》。一纸公文传到金昌，期盼多年的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划拨，终于要实现了！
接到文件当晚，我将这一喜讯电话告知了三角城村原党支部书记聂维祥。70年代末三角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时候，时任村文书的聂维祥陪同考古队员同吃同住3年，耳濡目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任村支书之后，在文物工作者的配合下，聂维祥书记主持修建了“三角城遗址展览馆”，成为甘肃省第一家由村委会创建的文化遗产宣传场所。我们戏称他为“有考古情节的村支书”“沙井酋长”。聂书记闻讯，连声称赞：“喜事，喜事，大喜事！”
2017年7月30日，市、区博物馆工作人员赶赴兰州，迎接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回家”。我们一行9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大家都为能够承担这项重要使命而感到自豪。
接收文物人员整装出发（部分人员）
盛夏的兰州，挥汗如雨。按照所长王辉研究员安排，市、区博物馆工作人员与省考古所的同志们逐一进行点交核对，包装装箱，为文物运输做准备。
文物点交
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共计1399件（套），实际数量2116件，其中珍贵文物125件（套）。省文物局最终审定的分配方案是，金昌市博物馆1049件（套），金川区博物馆300件（套），省考古所留存50件（套），用于科学研究。市博物馆安排运输车辆、包装箱及内衬材料，最大限度地为金川区博物馆接收文物提供方便。对此，金川区接收文物带队领导表态“这批文物划拨给区博物馆也好，市博物馆也好，总归是回到了金昌市，是一件盛事”。8月3日，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从兰州启程，踏上了“回家”之路。特种车辆武装押运，公安警车开道护卫，媒体车辆随行报道，这批划拨文物安全抵金，顺利入藏金昌市博物馆新馆、金川区博物馆文物库房。标志着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在面世36年之后，重新回到她的故乡——金昌。
文物装车
金昌市文博单位、押运公司、公安部门、新闻媒体部分人员（启运前）
让文物活起来：喜迎中国沙井文化发现100周年
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的“回家”，推动了金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通过新闻媒体采访报道，金川三角城遗址做为中国沙井文化“见证地”，历史文化品牌日益凸现。
加大对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的研究、展示和宣传，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放大沙井文化在金昌文旅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品牌效应，是摆在金昌文物博物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2018年6月，金昌市博物馆新馆顺利开馆，每年有近10万观众涌入博物馆参观，了解包括沙井文化在内的金昌5000年文明发展进程。2019年5月，市、区博物馆收藏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19件青铜器，参加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路孔道——甘肃历史文物菁华展”。此次晋京参展，是沙井文化发现近100年来，首次在国家级博物馆公开亮相，引起了文博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2019年9月，国内首个“沙井文化陈列”在金川区博物馆建成开展，成为探索沙井文化奥秘的重要场所。
金川三角城遗址出土文物的回家，得益于文化事业大发展的历史大环境，得益于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得益于金昌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回顾这一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为金川三角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两位功臣。一位是负责发掘工作的甘肃知名考古专家蒲朝绂先生。蒲老先生驻扎金川两年多时间，三角城遗址每一件文物，都是他亲手发掘清理出来的。在主持编制出版《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后，蒲老先生2008年仙世，我们无缘相见。在兰州接收文物结束的当天，我们特意邀请蒲老的儿子浦万棠见面座谈。浦万棠动情地说：“我父亲做了一些本职工作，30多年过去了，真是没有想到，金昌人民还惦记着”。
另一位是赵建龙老师。赵建龙是双湾岳家沟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从事文物考古近40年，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文博研究员。1979年3月，刚大学毕业的赵建龙，跟随蒲朝绂先生首次考察三角城遗址。此次考查成果——《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发表于《考古》杂志1984年第7期，确认并公布“金川三角城遗址属于沙井文化遗存”。他数十年关心、帮助金川三角城遗址保护利用事业的发展，不愧为是从金昌走出去的甘肃资深考古专家。
甘肃考古专家——赵建龙
到2024年，我们将迎来中国沙井文化发现100周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市、区博物馆将紧紧围绕金川三角城遗址，依托省内外科研力量，组建沙井文化研究会，采取外聘研究人员、联合申报科研课题、创办刊物、学术研讨、出版专著等方式，更好地提炼沙井文化文物蕴含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和当代价值，广泛吸收甘肃、内蒙古、新疆以及中亚各国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月氏、乌孙、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努力探究甘肃河西走廊与中亚丝绸之路早期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博物馆特有的方式展示、传播开去，讲好文物故事，践行“一带一路”，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文化自信。
（本文原载于2021年10月《金川文史资料》（第三辑）。作者系金昌市博物馆馆长、文博馆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
